陈彦主角以文写戏 以戏入文

2019-09-29 15:24  来自: 未知

  记者:陈彦的《主角》以秦腔名伶的人生际遇为切口展开故事,展示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浮。您认为,这部作品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汪政:《主角》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它很好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忆秦娥的成长与性格道路上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与现实的印记,而时代的变革又成为人物性格的动因。它的最大价值就是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美学魅力,将长篇小说的文体功能最大化了。在所有的文体中,长篇小说是应该也可以在纵向上将较长时段的社会生活加以反映的文体,也是可以在空间上尽可能地描绘出丰富的社会风俗画的文体。这两点《主角》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这部作品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为我们成功地刻画了忆秦娥这一人物形象。小说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放在了重要也是恰当的位置,事实上,衡量一部作品,乃至一种流派、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贡献出了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角》是对一个时期以来小说写作的纠偏,以自己的实践重申了人物形象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马步升:总体上来说,《主角》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茅盾文学奖评奖之前我就读了,这本书我是读得比较仔细的,因为它是在写秦腔,正好我也对秦腔有所了解。我也是从小就在看秦腔。我觉得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秦腔的知识谱系贯穿在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当中,使得这部小说有一个知识载体和社会载体,整个小说就显得比较稳当。小说通过塑造“忆秦娥”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了一个演员艰难的成长之路。我从中看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些写作思路。比如,忆秦娥小时候是个牧羊女,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但风云际会,她反而成了同学中最早成长起来的成就最大的演员。书中反复强调她有多“傻”,正如人们所说“傻人有傻福”,正因为她的心眼小、不算计,她才成就了自己。就像她放羊要放好一样,唱戏也要把戏唱好,把功夫练到家,就是这种朴素的力量支撑着她,再加上自己的艰辛努力,最终成为一代名角。

  记者:陈彦说,《主角》的写作是“向悠久而伟大的秦腔艺术致敬”。您认为,在小说题材和写作手法上,这部作品的个性体现在哪里?

  汪政:除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外,《主角》的一大特点是以文写戏,以戏入文。这实际上是中外文学的一大传统,以艺术生活及其从业者作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对象,在不同的文学中都有涉及,也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一题材可以用“戏中有戏”,通过真实和虚拟结合表现更丰富的内容,在人物形象的刻画特别是人物心理世界的刻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主角》承继了这一传统,并且有拓展和创新,它拉长了人物形象塑型的时间,对接了更丰富的现实内容。因此,作品含义更加深广了。

  马步升: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应和了改革开放这个大趋势、大背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秦腔被我们称之为“老戏”,被打作“四旧”。随着改革开放,旧的戏剧形式又被激活,在这种大背景下,成就了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具有广阔的生活面,以写戏去写人,不仅写了忆秦娥的人生,还有整个戏剧群体的人生,以及与戏有关的社会许多阶层的人生。

  从陈彦的写法上来说,可能因为他是编剧出身,小说里采用了好多戏剧手段,比如巧合、偶遇,比如人为的或自然的机缘,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结构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很强。另外,小说还充分还原了关陇一带民间的说话方式,这个民间不只是民间,是戏剧人日常说话的方式,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不可复制性。这是一种经过艺术处理的原生态。

  记者:整体来说,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与近几届获奖作品相比,在题材、风格上有什么变化?

  汪政:茅盾文学奖已经是一个自觉而成熟的文学奖,它有着自己的评奖标准,有自己的文学价值立场,并且通过对这些标准与立场的坚守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与权威。茅盾文学奖至今已经颁发了十届,经过了几十年的锤炼,时间之长、参与者之多,影响之大,至少目前来看还无出其右者,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价值定位与美学自信,在主流文学观的倡导、文学传统的坚守和兼容并蓄的文学平衡上功不可没,与当下众多的文学奖和而不同地一起撑起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共同体。本届获奖作品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茅奖的标准,自然也名副其实地承担起了这一奖项的文学功能。

  马步升:这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整体上来看,我觉得还是延续了目前小说题材的基本范畴,历史的、现实的、诗性的、生活性的都有。而且我觉得,作家的创作手法更加丰富与多元,当然有的还是遵循传统的叙事方式,比如像《牵风记》和《人世间》,老一辈作家尊崇现实主义传统,新一代作家也吸收了一些新鲜的小说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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