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的金字塔形人物构造法

2019-09-29 14:59  来自: 未知

  《红日》的“金字塔形”人物构造法

  文 | 谢尚发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作为十七年文学中“重塑中国”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历来被看作是“革命历史传奇故事”。它之所以被加上“传奇”,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拥有宏大的历史场面、天生伟力的人物形象、战则必胜的叙述法则,甚至在具体场面描写中,为凸显主人公睿智、伟岸、超迈的人格魅力,而不惜使他们飞檐走壁、神出鬼没,大类于传奇与神话。另一方面,则是敌人的狡猾、愚笨与丑态,甚至被极端地矮化、丑化。对吴强来说,如何塑造鲜明且真实的人物形象,不夸张、不隐恶、不拔高、不虚美,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确是难题。

吴强

  《红日》并不严格按照主人公、次要人物、群众性人物的方式来组织架构小说,它的人物塑造被分配在较小的额度上,播撒在众人之间,从而呈现为一种“群像”的格局,形成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布局,从而将之区别于神化、拔高的人物叙事方式,完成了主人公塑造的“金字塔形叙事格局”。这个主人公就是军长沈振新,而围绕着他周边的则是“前后左右”的各层次人物。

  沈振新的“生成”

  在一份“创作提纲”中,吴强为其时还被命名为“王振新”的主人公进行了如下设计:

  38岁、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目光炯炯、个性倔强、沉默寡言、严肃、坚决、沉着,对敌极端仇恨,对指战员充满着内心的热爱,但不外露。

  他爱马,但不善骑,也不爱骑,行军时不到疲倦的时候不上马。解放战争开始他就是军长,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

  根据《红日》所反映的孟良崮战役及吴强的相关自述,沈振新的人物原型是被称为“王老虎”的抗日名将王必成,他与他所领导的“老虎团”立下赫赫战功。关于其人,1940年任东南分局青年部部长的陈丕显评价道:“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言辞,简单几句话,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何立波《被誉为“王老虎”的虎将王必成》)这与吴强的人物形象设计基本吻合,从现实到文学的“人物生成”,体现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

  王必成1912年2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乡下寨村,1928年年仅16岁的他便参加了当地的赤卫队,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自1936年起担任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1938年开赴江苏省后率团参加句容战斗,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黄桥战役,让他获得了粟裕的“三只铁拳”的称号。1946年六纵整编为第六师后,王必成任副师长,负责实际指挥。同年10月和12月两次增援涟水战场,开始了与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较量。《红日》的故事就从涟水战役失败、部队进行战略性撤退开始。

  对这样一位不苟言笑、刚毅果敢、内心温润的军队领导,尤其是取得赫赫战功又从不张扬的军长,如何使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描摹,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跃然文学的纸张上,《红日》提供了一个较为典范的方法。小说从失败与撤退起笔,便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战功赫赫的军长,开场却要面临败局,这既考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也考验他应对战局变化、安抚将士等能力。小说并没有着急将这个主要人物介绍出场,而是把失败中将士们的牺牲、撤退过程中群众对战争的质疑以及弥漫在士兵中的失望情绪,铺排出来。然后才千呼万唤引出军长沈振新,并强调战场的失败“并没有减煞他的英武的神采”,令处于战败后慌乱情绪中的将士们很快找到了主心骨。地位的凸显,前后的对比,简单地说是属于“欲扬先抑”,但从历史现实而言,则必然如此。

  把握整体战局、寻找胜利的突破口,沈振新不眠不休、殚精竭虑。与此同时,他心思细腻、和蔼可亲,体贴下属、坚毅自信。小说不急不忙,铺排他性格的多侧面:作为下属,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整体把控战局,甚至亲临现场指导,是陈毅与粟裕的得力干将;作为领导干部,他能洞悉战士们内心滋生的种种情绪,并进而疏导激发,且善于组织、调动,与之同甘共苦;作为男人,他体贴温柔,对女性一视同仁,前线与后方都活跃着受他影响的女性形象,几乎是他个人魅力的注脚。

  1963年版《红日》剧照

  但真正在战场上描摹沈振新的形象,吴强显然并不愿意过多着墨在他的身上。毕竟,作为全军统帅,比起那些拼死杀敌的士兵们,沈振新实在缺乏更多“场面性动作”来支配对他的描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他的强项,如故意把刘胜、陈坚团布置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下属的各种抱怨中,他的深谋远虑在战役打响后迅速体现出来。战争开打,他又冒着危险前往阵地观察、指挥,刘胜牺牲后迅速做出反应,接着又在陈毅和粟裕等高级指挥和为下属布置具体任务之间沉着镇定……战场上他的戏份的确“少得可怜”,但最终攻克孟良崮,消灭张灵甫师部,一个军长的形象就傲然独立地出现了。

  自然,吴强也意识到了“主人公的缺陷”。沈振新的“形象生成”有着逐步发展、优点与缺陷并重的特点:处败不馁,处胜不骄;从战争到战场,从军事到生活,从指挥智慧到知人善任……层次分明、秩序井然,人物塑造的展开过程舒徐缓慢中夹杂着峻急迅猛,并能在不同境况中凸显其性格的不同侧面。

  沈振新的“构成”

  如果《红日》仅聚焦沈振新的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知兵爱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就会显得单调、乏味,甚至虚假,以至于犯“崇高主义的英雄病”,落入“三突出”原则的窠臼。为了避开这样的困窘,吴强以铺垫的方式围绕沈振新的“前后左右”展开了笔墨:前指的是他的对立面,即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军官、士兵;后则是大后方的高级将领和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力量的支持;战场上具体执行作战任务的各级别军官和士兵,可以看作是他的左膀;沈振新的妻子和他周围其他一系列女性形象,则可以看作是他的右臂。

  作为沈振新“战场形象”的具体展开,吴强巧妙地把偌大一个军的复杂构成,简化在一条线上,即以刘胜、陈坚团为核心的一个师的具体作战,着墨于副军长梁波,政治委员丁元善,团长刘胜,团政治委员陈坚,连长石东根,排长林平和杨军,班长秦守本、张华峰,副班长王茂生等人,从上到下纵横穿插着进行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愈是独特而鲜明,就愈是把主人公的形象给丰满、固定下来。在人物形象的构成上,沈振新不能事无巨细地体现的战场指挥,被交托给了副军长和各级指战员;思想工作与政治人物则被分解在政治委员丁元善的身上;与敌人的厮杀以及战斗过程,则分解在参加战斗的更小的单位,甚至普通战士。

  这其中,梁波与丁元善作为高级领导,他们既能够体会到沈振新的战略意图与具体作战部署的目的,又能够发现补充他的不足,且懂得从不同的侧面来丰富。梁波作为副军长,贯彻执行沈振新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他在战场上具体作战的有益补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丁元善则从政治思想上着手,不但能以轻松的方式阐发沈振新的作战部署,还能提醒军长留心下属与士兵的思想建设、心理健康等问题。可以说,丁元善是沈振新在思想领域、政治动员的侧面展示。

  到了具体的作战阶段,沈振新的勇猛、果敢,甚至是杀红了眼、不畏生死等品质,都被分化在团长、连长、排长、班长以至于具体的士兵身上。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胜、石东根、杨军和秦守本、王茂才。涟水战败退下来后,秦守本经历了他战争中的成长,从之前的气馁、颓丧,到果敢坚定,勇于担负起作战任务,再到关心下属,奋勇杀敌。这一成长中的班长形象,与其说是秦守本的“成长故事”,不如说是沈振新“旧故事的新讲述”,借助秦守本,完全可以想见沈振新的成长经历。具体的战斗场面,石东根奋不顾身,甚至攀爬在悬崖边的树上,将身子悬挂在山间以俯冲的姿态射击敌人,头发被烧且裤子着火也毫不在意;凡有战斗总是冲到最前线,不怕苦不怕累,唯独害怕无仗可打,尤喜啃硬骨头,是对沈振新战斗场面的具体补充。刘胜作为团长,既是具体战斗的负责人,也是军长下达命令的对象,他必须要揣摩军长的意图并奋勇杀敌。如果说涟水战役中团长苏国英的牺牲,还只是模糊的久远的记忆,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书写,那么刘胜冲在最前线,中弹受伤被抬下去,一直到他临死也不忘关注前方战事的刻画,则把沈振新从神坛移至凡间。如此,“崇高主义的英雄病”就被治愈,反倒愈发显得沈振新的伟大。

  实际上,所有这些几乎是以“群像”出现的战斗人物,都有各自独立的个性、完整的思想发展历程,但又都可以作为沈振新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途径,甚至是重要构成,是对主人公的深化、拓展与延伸,他们带着不同的侧面,补充、完善并阐释了主人公形象。吴强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沈振新一人身上,反而将之散开,在统领全局、运筹帷幄之外,用了梁波和丁元善来承担作战任务的具体化与动员;用了秦守本、石东根、杨军等来承担战场上沈振新形象的展开与具象化。从而让沈振新形象的“构成”完整而不单调。

  沈振新的“前后左右”

  不惟此,吴强还通过对立面的塑造来凸显沈振新优秀的性格品质;通过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奠定沈振新崇高形象的基础;也试图塑造围绕着他的几个女性,来展示英雄的儿女情长。

  作为敌人、英雄的对立面,吴强主要围绕着何莽、李仙洲与张灵甫三人来着笔的。在吐丝口镇战役中,何莽的慌乱、恐惧和失魂落魄,尤其是他“最后的疯狂”,小说把一个敌人描写得丑恶、凶残又贪生怕死,从而对比出沈振新与他的军士们的勇猛、无畏生死的形象特征。到了李仙洲,溃败而后的突围,突围被俘后的苟且,甚至是幻想逃到济南后巩固个人势力,都显示出对立面的自私自保,内部斗争的严重性。

  张灵甫是小说中塑造“英雄的对立面”笔墨最为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孟良崮战役打响后,他的一系列反应更是反衬沈振新的鲜明例子。莱芜战役获胜后,沈振新及时批评了部队存在的骄傲自满与轻敌情绪,提醒军士们要时刻警惕自身所滋生的骄兵心理。相反,张灵甫或许是抗战所带来的自信以及作为国民党王牌军身份带来的盲目,即便是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中,他仍然骄傲自满,只把沈振新和他的军队当做手下败将,即便听到关键领地的失守,也极为轻蔑地悄然放下。等到他视察了自己的阵地,不堪一击的防御措施也成了他借以夸耀的资本。等到生命即将终结,看到大势已去的他,又展现了他疯狂的一面,首尾不能自顾,又不甘接受失败。

  沈振新获得胜利的根源不是“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和“传奇化的天生神力”,而是有着坚强的后盾。在小说中,陈毅和粟裕的笔墨不多,但在交代孟良崮战役的前后,两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韬光养晦、高屋建瓴,可以说,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离不开指挥战斗的两个领导人。沈振新作为直接领导战争的军长,少不了华东战场整体布局的支撑,友军的支援与外围战斗,最后攻上孟良崮与其说是沈振新创造的战机,不如说是整个作战部队围拢的结果。不啻此,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的支持,支前力量的不断加入,也是“成功人士的背后力量”。渡沙河之时,地方力量的支持是较为显明的,而提供住处、衣食的点点滴滴,随意地被泼洒在小说的各处,甚至民兵开赴前线,连妇女组成的队伍都能活捉敌人。领导们的整体布局、后方提供的支持,是前线英雄获得自己伟岸形象的最坚实的后盾。

  为了丰富小说层次,从最广泛的侧面来塑造沈振新,小说还塑造了沈振新的妻子黎青、机要员姚月琴、地方力量负责人华静和杨军的妻子阿菊。黎青除了在生活与爱情上丰富着沈振新的形象外,作用并不突出。她是勾连姚月琴与阿菊的一个枢纽。姚月琴为了坚守前线而抗拒命令,为了参加战斗而中断爱情,求战心切、焦虑战事等,不能说未受军长的影响。阿菊的人物形象设置,主要是带来勾出仇恨的信息以及展现战友之间的关心与爱。杨军在一双鞋子上所寄寓的感情,正是战友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恰与敌人的自保拆台形成对比。此外,华静对战争的支持,从一个普通人民群众迅速在战争中成长为地方力量的领导人,努力要“讲述属于自己的战争故事”,既是坚强后盾的表现,也是左膀右臂的作用。

  从人物塑造上来说,吴强和他的《红日》以沈振新作为风暴眼,纵横交织着“前后左右”四种人物序列,从而既围绕主人公从不同的侧面来丰富、补充之,也独立地描摹了战争中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并进而形成一个“战争的群像”,展现出他写人手法的细密、谨慎与环环相扣、层层相接的特点。以战事写人,以人物写战事,可谓一举两得。由此我们也不难做出判断,沈振新和他的“前后左右”,与其说是英雄主义的文学传记,不如说是“重述中国”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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